贵州历史笔记丨贵州建省，明成祖的试点改革

撰稿：范同寿

(资料图)

贵州这块土地，2000多年前的中原统治者已经注意到了。这片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高原山地，虽然远在要荒，山峦起伏，地形崎岖，却处于西南地区的中心位置，扼控着川陕、两湖、两广和云南的交通命脉。只因受封建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，从战国秦汉到隋唐宋元的统治者，对它都感到鞭长莫及。既看重它，而又无力驾驭它。于是，便有了秦汉之际“附则受而不逆，叛则弃而不追”的若即若离关系，有了唐宋时的羁縻州郡，有了元朝进行特殊管理的土司制度。

开始将贵州作为省一级区划来进行思考的是朱元璋。他是从元朝残余势力竟能在云南盘踞10多年与他的大明王朝对抗中，悟出云贵高原东半块重要战略地位的。正是贵州险峻的地形，复杂的民族结构，崎岖难行的道路，成了云南的天然屏障。元朝梁王把匝刺瓦尔密，才会觉得自己呆在云南，如同坐在保险柜中一样安全。让朱元璋不得不费很大的精力，足足做了十几年的准备，才启动平定云南之役。

贵州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，即使拿下了云南也守不住。这一点，富于军事谋略的朱元璋心里十分清楚。云南平定后，他在告诫征南大将博友德必须采取措施让霭翠辈心悦诚服的同时，断然决定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，作为云贵地区的军事中枢。这一年，是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云南残余的蒙古势力才刚刚被消灭。

在一个没有省一级行政建置的地区，设置省一级军事机构。这在朱元璋虽是出于对云南的钳制不得不为，却显示了贵州这片土地作为省级政区的必要性。明代的省级建置，包括军事上的都指挥使司、行政上的布政使司和刑狱方面的提刑按察使司。朱元璋完成了贵州三司之一的设置，算是为贵州建省这项工程剪了彩。

沿着朱元璋的思路，明成祖朱棣完成了贵州的建省过程。

思南和思州是归顺明王朝较早的两大土司。还在元朝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年）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、思州宣慰使田仁厚便相继遣使向朱元璋输诚。尚未称帝的朱元璋以其“能识天命率先来归，可嘉也“，答应以原官相授。这以后二田朝贡不绝，也常获得明朝的封赏。

永乐十一年，明成祖以“思州、思南苦田氏久矣，不可令遗孽复踵为乱”，决定废除两田氏土司，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，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，设贵州布政使司于贵州宣慰司城（今贵阳）。据《明史·卷四十六·地理》载，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初设置时“领府八、州一、县一、宣慰司一、长官司三十九”。到了后来，发展到“领府十、州九、县十四、宣慰司一、长官司七十六”。

随着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，继都指挥使司之后，贵州有了专管行政的省一级机构。到永乐十四年（1416年），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设立，明代省一级建置的三司机构贵州都已经齐备，界于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之间的一个新的行省也就正式诞生了。

元朝创立行省制度时，全国只有12个行中书省。按说，明朝初年战乱初平，等着要办的事很多，明成祖何以要在贵州这种边远荒芜之区设省建制，将其作为第13个行省来管理经营呢？明成祖的这个决策，既让当时的朝中诸臣困惑，也令后世的史家们觉得颇费思量。当然也因为这件事有些超乎寻常，明代贵州建省的原因才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。

明成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，关于他，至今还有许多相互对立的评价。《明史》中说他“貌奇伟，美髯髯，智勇有大略”，又说他“知人善任，表里洞达，雄武之略，同符高祖”云云，这些当然是后世文人的溢美之词未可全信。但他上台以后采取的许多措施，的确展示了一个敢作敢为，治国平天下皇帝的雄才大略。1413年的贵州建省便是其中之一。

贵州的建省是明王朝总体发展计划的一部分。虽然它并非朱棣即位后的创意，却是秉承先祖朱元璋遗愿的产物。如果仍是性格温顺，诸事缓缓而行的建文帝执政，这项事关西南大局的决策，未必能选择这个开国才40余年的时刻断然推行。

在开设贵州这个问题上，明成祖的功绩远远超出了贵州一省的范围。它解决了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结束了历时2000余年中央王朝对贵州的间接统治局面，将贵州高原各族居民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，揭开了贵州历史发展的新篇章。人们在总结贵州建省历史意义的时候，至少总结出了以下几方面建省带来的深刻影响。

一是贵州行省的建立，从政治体制上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统治，这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，对于加强贵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，促进贵州与内地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非常有利。

二是建省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。从元朝到明初，贵州地区基本上是土司统治。土司制度是适应封建领主经济而出现的，随着明初经济的发展，这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。设立贵州行省，废除思南、思州土司，改设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吏的府州，不仅揭开了贵州改土归流的序幕，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确立，加速了土司制度的崩溃，也促进了贵州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。

贵州建省的直接效果是加快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。明代贵州建省以后，随着交通的改善，移民、商人、工匠纷至沓来，大大促进了贵州与中原和其他省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，提高了贵州的社会生产力，进而形成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开发。有关历史文献显示，建省以后，不仅贵州的经济显得十分活跃，中原文化的传播也非常迅速。由于明政府下令府州县和卫所都要兴办官学，各地又纷纷创办书院、社学和义学，贵州的教育在明代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。

贵州建省是一个值得认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。以往的研究不是多了，而是尚有若干不足。历史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你越是读它，就越是发现对它的了解总是不深。

1413年的贵州建省，是在废除思南、思州两土司的基础上完成的。大家都说贵州建省揭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，却很少有人把明成祖的这场改土归流，与雍正年间那场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改土归流进行比较。始创于元朝的土司制度，在明朝初年还处于上升时期，总体上与土司辖区里的封建领主制还比较适应，它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暴露得也并不怎么充分。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改土归流，既需要为政者有超常的魄力，还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势作后盾。明成祖圆满完成了这场试点改革，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决断。

相比明成祖的时代，300年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条件要成熟多了。经历了元、明和清初几个时期，代表着封建领主制的落后土司制度，各种弊端暴露无遗，与民族地区逐渐确立的封建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发展得十分尖锐，改土归流已成大势所趋。加上有明一代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已经进行过多次，贵州境内的大土司所剩无几，余下的中小土司势力都不甚强，按理事情办起来会简单和容易一些。但情况却恰恰相反。

一般认为“万事开头难”，第一个搞改土归流的明成祖，遇到的阻力应该最大，困难会更多。但他却在不动刀枪，不伤百姓的情况下，近乎平静地革除了思南、思州两大土司，并在两土司领地设置八府、四州，建立起贵州布政使司，完成了贵州作为省一级区划的行政建制。而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，却是在血雨腥风中进行的，“首尾用兵凡五六载，终于古州，而始于广顺州之长寨”。清军所至之处“伐山通道，穷搜窟宅”，杀人如麻。在这种对比反差中，有些东西是很值得寻味的。

贵州建省是明初不可忽略的一件大事，其所以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，与长期以来人们对明王朝的评价偏低不无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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